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
我曾有幸于1971年至1972年,参与周总理亲自指示的李四光同志遗留著作整理工作。在此前,我曾多次聆听李四光先生的报告和讲话,研读他的论著与传记,还曾两次跟随他开展地质考察。这些珍贵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李四光不仅是顶天立地的科学巨人,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科学精神的践行典范。
李四光具有强烈的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他怀揣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先赴日本学习船用机械,后赴英国深造采矿和地质学。1934年,他应邀到英国8所大学讲中国地质时,有意识地把青藏高原列为他讲稿的第一章,以此有力纠正当时西欧一些人认为西藏不完全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谬论,用学术立场捍卫国家主权。
他还曾经为北京大学举办的李大钊公葬捐款。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和监视,冒着生命危险,绕道辗转回到了新中国。回国后,他又带领全国地质工作者开展规模浩大的地质找矿工作,为解决我们国家能源之需求和“两弹一星”对铀矿的急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他不顾病痛与众人劝阻,亲赴灾区开展考察调研,用脚步践行科学家服务人民的誓言。
李四光具有超强的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他曾为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题词,要求他们“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他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边缘交叉学科;他经过多年研究,打破了外国权威专家认为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传统认知。他还提出了地震“安全岛”的概念和地下存在地应力的新认识。这些成果不但充分体现了李四光先生的创新精神,而且对提高我国的地质工作水平和推动地质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四光具有一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1920年,他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发表《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强调:“真正讲学的精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为真理而奋斗。”他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特别关注涉及国家能源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地质工作的发展,对石油地质、海洋地质、铀矿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等多个地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兼具理论性、规律性的认识,为这些方面工作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李四光具有高尚的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1931年,他曾拒绝接受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当局许诺的高官厚禄,多次拒绝蒋介石、汪精卫等的邀谈和宴请。有一次,他的座位被安排在蒋介石旁边。蒋介石不悦地询问:“李四光怎么没来?”后来还是翁文灏打圆场说:“他病了,重感冒。”蒋介石这才作罢。
李四光甘于寂寞、潜心于科学研究,出版了《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冰期之庐山》等论著,为我国地质书库增加了一批珍贵的财富,也推进了地质科学理论的创新。
李四光具有优良的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团结动员地质研究所的全体同仁留守南京,把一个完整的地质研究所留给了新中国。他在主持地质部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他牵头协调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科学家,共同承担了石油勘查和科学研究的咨询工作,为油气勘查突破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指导作用。
李四光具有长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他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地质部部长的他,亲自主持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3所地质学院,同时建立了9所中等地质科技学校,几年内就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地质人才,为我国的地质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1951年10月,我作为北京大学地质系二年级的学生,在北戴河进行地质实习,当时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李四光亲自接见了我们,与我们共同席地而坐,合影留念,并且给我们每人一个小面包,还带着我们到后边山里给我们讲解地质构造。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一名高水平的人才,为祖国地质事业作出贡献。这件小事,尽显他的平易近人,更让我真切感受到他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与悉心培育。
科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对于地质科技工作者而言,继承和发展,是对李四光科学家精神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