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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企累计亏损过千亿的背后

时间:2016/4/20 11:02:33

    2015年是中国钢铁行业效益最差的一年,去年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主营业务全年累计亏损超千亿元,相当于北京三环一万套价值一千万元的商品房。资料显示,近年来,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处于工业行业最低水平,只有0.9%,卖一吨钢还不如卖一根雪糕赚钱。
    回忆几十年来中国钢铁发展的历史,似乎成了中国人再次摆脱不掉的梦魇。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了赶英超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1958年完成的1073万吨钢中,能够使用的约为800万吨,另有300万吨是不能用的土钢。耗费那样多的人力物力,实际上钢产量只不过是比1957年增加了200多万吨。如果不搞这样的“大跃进”,充分发挥现有钢铁企业的潜力和新建的正规钢铁企业正常的投产,一年增产钢200万吨也是可能的。结果动用了那么多的劳动力,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土法上马炼出来真正能称得上是钢铁的并无多少,确实是得不偿失。
    全民大炼钢铁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的成本多数为250元—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补贴了40亿元,超过1958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国家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1958年“大跃进”对生产力的破坏,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大炼钢铁上。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是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进行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弱病残,使得当年大量的农作物成熟了也不能收回,据估计,当年因此损失的粮食约占应收粮食的15%左右。不但如此,由于缺少劳动力,加之由于放“卫星”造成粮食大增产的假象,竟提出“少种多收”的口号,至使195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比1958年大幅度减少,造成了1959年起连续多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一句话概括就是,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78年后,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各行业的发展都趋于活跃,经济进入了一个粗放式发展的时期,钢铁业也迎来了新的大发展“大跃进”时期。
    1994年,笔者在首都高铁公司挂职,当时首钢的目标是年产1000万吨,全国目标一亿吨。2000年后,高铁开始大跃进,经过了10余年的高速发展,至2012年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产钢大国。钢铁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钢铁产能由3亿吨猛增至9亿吨左右,各种大大小小的钢铁项目在各地兴建,钢铁业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拉动GDP和扩张就业的引擎。然而在长期粗放式增长的背景下,钢铁业的供需矛盾也逐渐恶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便凸显出来,在危机后的几年时间内,我国钢铁业从供求双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进入成本高企、盈利艰难的低迷时期。
    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对钢铁业产能过剩频频调控,但是收效甚微,国内钢铁行业面临高产能和需求低迷的双重压力,产能过剩风险进一步积聚,全产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破产重组潮。刚刚过去的2015年,被定性为钢铁业“效益最差的一年”,钢铁企业每月亏损额在10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全年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亏24倍。比如,作为“共和国长子”的鞍钢集团,至2016年已经诞生整整百年,其主要上市企业鞍钢股份交出的2015年成绩单显示,公司巨亏45.9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大亏损。据机构不完全统计,国内钢铁企业的停产潮已经持续一年,而且停产规模越来越大。从2014年末至2015年12月,中国钢铁停产产能达到6435万吨。10月份以来,福建三钢、宣钢、成渝钒钛、包钢、首钢长治、新抚钢等钢厂相继以生产线检修方式变相停产。而河北唐山地区不少钢铁企业高炉直接停产。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完全沦为靠借债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
    尽管钢铁企业也都在纷纷采取自救行动,如部分钢企开始将目标从国内转向国外,但实践证明,在粗放型发展已成定局,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营销目标的调整,带给钢铁企业的也只能是满足数量需要,而非质量要求。国际市场需要的,并不是普通钢产品,而是高端钢产品。而这又恰恰是中国钢铁行业的软肋。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能以价格取胜的话,今天的中国钢铁业,不仅没有能力打价格战,即便想打,国际贸易规则也会对其做出严格限制。
    而深层次的问题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逐步转型,以前依赖基础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朝着创新和科技方向转变,而像钢铁这样的基础性行业也必须随之进行调整,但实际上,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并未缓解,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也并未改观,这造成了钢铁行业一直挣扎在亏损边缘的尴尬现状。从目前钢企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看,钢材需求已经接近饱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需求下降,加上银行不再续贷的压力,更多钢厂在后期恐怕会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这也意味着,行业的洗牌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同时也会给钢铁行业后期的兼并重组创造更多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增速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钢铁行业要走出产能过剩困境,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从需求管理来解决产能过剩,其治理方法也是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吸纳过剩产能,但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特别是,通过扩大需求或许暂时缓解了当前的产能过剩,但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集体遭遇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经济呼唤新的解决路径。因此,亟待转变治理产能过剩思路,从供给面来寻找途径。
    过去,我国钢铁行业供给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供给,什么产品需求大、利润高,钢厂就一窝蜂生产什么,从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的转换周期很短,没有产生像苹果手机那样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神奇效应。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长期叠加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指标日益提高,去产能、降成本、优结构、提效率、保资金、重创新等都是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一是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要以断臂求生的勇气,对那些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坚决予以关停或兼并重组,避免给供给端带来负面冲击和影响,减轻供给的压力。
    二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另外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提高。这主要还是表现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的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最后,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只有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寻找我国产业生存空间,才能为我国过剩产能找到出口的同时,准确定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避免出现新的过剩。
    中国曾经以钢为纲、一钢带百业,很多因钢而兴的地区,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当前,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不可能“不要钢铁”,但是未来真正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钢铁企业。(赵海均)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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