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国能源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区、生态脆弱区和原贫困地区存在着“三区先天耦合”“三重循环困扰”“三生重构驱动”的关系。本文认为，通过实施面向“人”“地”“业”共生路径的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可稳妥推进资源型矿业城镇“三生空间”重构，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本文引用信息
白中科,穆娇,曹银贵,陈美景.资源型矿业城镇的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J].中国土地,2024(4):21-23.
资源型矿业城镇与非资源型城镇发展路径迥然不同，容易出现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尖锐、民生问题突出、矿地统筹困难等问题，且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社会秩序良性互动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压力也较大。资源型矿业城镇若在矿业发展的鼎盛期没有做好以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景观资源和人居环境保护为核心的转型谋划，其绿色转型将失去内在基础和发展动力。笔者认为，基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大底色，端牢“能源饭碗”和“粮食饭碗”，应从更宏观的研究尺度、更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具体的目标设定、更精准的过程管控、更先进的技术筛选、更适用的标准建设出发，进行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的评价、定位、布局、实施和推广应用。
资源型矿业城镇的发展特征及转型方向
从国土空间地理格局看，我国能源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区、生态脆弱区和原贫困地区存在“三区先天耦合”“三重循环困扰”“三生重构驱动”的关系，是国家重视、民生关注的焦点和难点。
“三区先天耦合”：能源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区、生态脆弱区和原贫困地区叠加重合。一是我国生态脆弱区在地域上与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高度重合。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面积的 55%，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地区。而生态脆弱区中县域数量的 75.92％、土地面积的 43.33％、耕地面积的 67.96％以及人口数量的 75.86％，均处于原贫困县境内。《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记载，过去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有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约 70%分布在典型生态脆弱区。
二是生态脆弱区和原贫困地区往往是能源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区。以黄河流域为例，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布广泛，集聚了我国九大重要煤炭基地，拥有全国 70% 的煤炭产量，含煤区域面积超过 35.70 万平方公里。同时，黄河流域又是我国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流域，分布有青藏高原复合侵蚀、西北荒漠绿洲交接、北方农牧交错、沿海水陆交错带等生态脆弱区。此外，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曾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据统计，黄河流域 306 个县中，原贫困县就有 126 个，占全国原贫困县的 21.30%，且占全国原贫困人口总数的 1/3，曾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综上，矿产资源集中分布、生态环境脆弱、民生基础较差使得资源型矿业城镇可持续发展陷入多重困境，面临衰退风险。
“三重循环困扰”：生态环境脆弱与能源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加剧了贫困和返贫的风险。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虽可以缓解贫困、稳定脱贫成果，但同时又加剧了生态环境脆弱程度和返贫风险。一是由于先天生态环境条件恶劣，资源环境过度开发利用容易造成生态环境退化，进而导致贫困，形成“贫困—生态环境脆弱”的恶性循环。二是部分地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资源过度使用，超出了环境承受极限，进而导致该区域因资源环境限制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某些区域承载着超出本区域范围的生态系统功能，但并未得到相应的生态保护补偿，从而导致该区域发展权受限，难以有效推动转型发展。
“三生重构驱动”：推动“矿—农—城”复合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绿色转型发展。资源型矿业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矿—农—城”复合区，即依托矿业活动演替而建制的乡镇、县市，包括矿山生产作业区与当地居民 ( 职工及其家属、当地农民 ) 生活所在的地区。因此，资源型矿业城镇转型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秉承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下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矿—农—城”复合区一体化建设，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长期的高强度开发使得“矿—农—城”复合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较为突出，人地矛盾复杂多样。我国的城镇化率由 1980 年的 19% 提高到2023 年的 66.16%，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资源型矿业城镇数量多、分布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也为加速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国资源型矿业城镇化具有高耗能、高耗水和高耗地的典型特征，且由于曾一度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忽视了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造成目前许多废旧矿山和衰退的矿业城镇面临严重的生态风险。在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与环境压力下，全力推进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建设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管理部门和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当前，我国已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并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保护问题放在更高位置予以统筹考虑，践行节约优先、保护优先、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友好的矿业绿色发展理念。
基于“生态关系学”的资源型矿业城镇的乡村振兴逻辑与对策
生态学可称为“生态关系学”，是一门研究自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科学。其有三大要素：一是生态承载力，强调生态系统的限制性和不可逾越性；二是生态关系，强调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相辅相成关系；三是生态可持续性，即生态系统在不突破生态承载力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生态可塑性或韧性。
加强基于生态关系的绿色矿山建设，是助推资源型矿业城镇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绿色矿山建设强调“矿产资源开发最优、矿山环境扰动量最小”，包括充分估计区域环境承载力、优化采选冶过程、修复和治理矿山生态环境等，其可有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良好的生态安全和绿色产业根基，也是资源型矿业城镇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是资源型矿业城镇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因此，笔者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一体化保护修复理念，揭示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生态安全规律，提出以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景观资源恢复利用为目的，统筹解决矿区“三生”问题的控制对策：育山——重塑与矿区周边景观相协调的地貌；理水——梳理“矿—农—城”水系网络，探求生态用水平衡；造林——重建矿区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养田——重构矿山无障碍层的土体，提升土壤质量与功能；调气——开辟“矿—农—城”区域通风廊道，调节矿区微气候；疏脉——疏通“矿—农—城”区域点、线、面、网的绿脉水脉；完型——即完善“矿—农—城”公共空间系统，组织城市多元活动；修文——传承“矿—农—城”复合区人文山水园林理念，凸显东方文化气质。
资源型矿业城镇“三生重构”的关键路径
“乡村振兴、稳定脱贫、规避返贫”的根基是资源承载力的提升。笔者认为，通过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稳妥有序地助推资源型矿业城镇的 “三生”空间重构，能规避资源枯竭后转型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源型矿业城镇乡村振兴风险，若将“乡村振兴、稳定脱贫、规避返贫”置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考虑，那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成的主体性要素“人”、情境性要素“地”、中介性要素“业”三者则以特定的地域综合体为载体，实现要素耦合、关系互馈和动态演进。
面向“人”的生计资本的提升。笔者认为，资源型矿业城镇地区居民的自然、物资和社会等生计资本往往波动较大，若要稳定提升其生计资本，应不断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提升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一方面，应提升当地政府、矿区和居民的观念，使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牢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应加大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技术培训，培养一批活跃在资源型矿业城镇居民身边的“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规划师、工程师和技术能手。
面向“地”的地理资本的提升。地理资本主要指生态资本和区位资本，生态资本即生态条件及功能定位等，区位资本即地理区位及交通功能定位等。笔者认为，面向乡村振兴的资源型矿业城镇地区生态资本和区位资本提升，一是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持续推进矿业城镇地区生态保护修复；二是利用矿业开发的便利条件与充足资金，开展“三生”空间优化重组，对居住在交通闭塞、生态环境脆弱的压煤村庄实施生态搬迁，恢复迁出区原始生态环境，并结合区域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基于“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逻辑，笔者提出“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与保护”五元共轭论。
面向“业”的产业包容性的提升。笔者认为，在降低资源型矿业城镇产业脆弱性方面，既要关注地区资源特点和环境可持续性，又要关注其产业竞争力和多样化，同时注重地区发展条件改善、经济活力提升等。从目前乡村振兴实践来看，各地应因地制宜挖掘区域特色优势资源，坚持绿色低碳、节约循环可持续发展，依托和发挥矿业城镇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优势，选择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市场相对稳定的特色产业，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白中科、曹银贵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穆娇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陈美景为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高级工程师 中国土地 2024-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