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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生态信用核算 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时间:2022/12/3 10:29:4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保护生物多样性关乎人类和自然的未来。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运行,可以通过产生以生物多样性为单位的信用进行提前补偿,减少环境破坏和补偿措施实施之间的延迟,从而达到“零净损失”,有效助力生物系统多样性提升。
    生态信用的核算是进行生态补偿、交易的关键一步。与任何市场一样,生物多样性银行需要开发一种通用货币用于市场交易。这意味着损失和收益必须量化并转化为生态信用。

    生态补偿框架理应包含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表现形式之一。主流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框架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大类。其中涉及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又不尽相同,如繁殖地、基因库保护、生命周期维持、生境保护等,但它们都被划分到生态系统的支持服务中。
    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中的生物多样性是动态的,体现在“生产和维持”过程中。如由95个国家1300多名科学家历时4年完成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将“维持生物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而后又补充为“产生和维持生物多样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基础。在地球物质循环的生物、大气、水、土壤、岩石与地貌五大要素中,生物是核心要素,它参与生态系统“过程—功能—服务”等各个环节。生态系统服务的动力源于自然界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物因素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核心。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命形式不仅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也控制着构成所有服务基础的生态过程,即生物多样性在各个层次上促进生态系统功能,从而支持生态系统服务。
    也有观点将生物多样性看作一种状态变量(存量或结果),而生态系统服务是动态变量(流量或动态变化)。这种观点认为,生态系统的生物和非生物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生态和进化过程,并决定和支撑生态系统服务的存量和流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增加不仅会影响生态稳定性,也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可持续性。
    无论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其关系是否达成统一看法,已普遍形成共识的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恶化;而遏制这种恶化趋势,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据此,成功的生态补偿框架理应包含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

    引入生物多样性银行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笔者认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引进生物多样性银行,建立统一的评估框架核算生态信用。
    生物多样性银行允许一个地方因开发活动对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损失)通过购买另一个地方因保护和管理而获得的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收益)进行抵消,从而使得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这种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既满足了开发方履行其生态保护义务的需求,又使生态保护者获得了长久的收益。
    从国际经验来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银行是国际上最早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市场化补偿机制。该州于2008年启动的生物多样性和补偿计划,在2017年8月《生物多样性保护法(2016)》实施后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随后,又推出生物银行信托基金——以交易所的形式管理和分配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资金和收益,从而形成了生物多样性银行的雏形。该银行由州政府负责实施、运行与监管,土地管理者(生物多样性收益的出售者)负责管理,其信用评估方法是统一的,由政府开发的计算器进行信用计算。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收益通常是来自对某一个地方进行生物多样性管理,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区域内通过采取养护、保护等一系列管理行动和措施从而改善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土地拥有人或所有者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对其所有的土地进行生态保护从而提高生物多样性信用,并可以将信用出售给建设者或开发商获得经济收益;而后者必须通过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来抵消其开发或建设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和生态信用核算体系
    随着生物多样性信用价格的高度商品化,买卖双方都有动力为生物多样性的信用数额进行博弈与妥协。因此,在生物多样性的补偿方案中对“信用”进行标准化设计是关键环节。引入生物多样性银行,破解生物多样性统一核算的难题,需要抓住生态信用核算的需求,即本源性、客观性、可通约性和可调整性。
    由于大多数生态系统的物种个体、种群、生境等生态数据缺乏监测,大部分相关研究仅使用物种丰富度和植被覆盖率这两个指标来评估生物多样性的潜在收益,因而掩盖了生物多样性的一些重要信息(生态系统的结构等),造成生物多样性被高估或低估。
    生态系统复杂、相互关联并具有尺度效应。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多元性,很难将一个生态系统的所有效益最大化。通常,不同尺度上的各类生态系统,如国家、城市和局地的林地、草地、湿地生态系统是相互嵌套的,尺度之间和尺度内部的相互作用也是相互嵌套的,其服务和功能同样如此。生态多样性保持得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更大尺度上生态系统的水文和地貌条件。界定不同生态系统本身就很困难,界定它们的服务边界就更加困难。然而,生态系统在不同尺度转换时,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生态系统成分或功能损失。核算生态信用,确实需要考虑尺度效益。尽管存在困难,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准确评估,离不开对多个生态系统潜在存在的识别。
    测量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变化(包括损失和收益),是市场交易的复杂环节。国际上现有生态银行核算方法的局限,限制了其他地区对它们的借鉴以及跨区域交易的实现。例如,有的国家湿地缓解银行在各地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有的使用物种法,有的使用借贷法(核算生境功能)。可以说,国际范围内成熟的生态信用交易市场还未形成。
    综上,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和设计实用的生态信用核算方法,是加快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关键环节。生境、物种等信息是开展生物多样性补偿、交易的重要基础。国际上其他地区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成功运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较强的数据基础,可以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多方位的长期管理。我国生物多样性银行建立并长久运行,需要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和生态信用核算体系。
  (作者:刘耕源: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颜宁聿: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杨青: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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